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与中华民族的融合

秦、秦汉时期的民族移徙与迁都

中华民族是历史融合的产物,而民族融合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民族迁徙。民族迁徙打破了民族的地域界线,进而造成民族杂居的局面,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机缘。民族迁徙的过程,也是民族政权经营重心转移的过程,必然会引起都城的变迁。都城变迁适应了民族迁徙的要求,推动着民族融合的步伐,反映着民族关系的变化。有人把中华民族的融合比喻为滚动的雪球,她以华夏——汉民族为核心,以中原地区为始点[1],以国都运动方向为路径,不断地滚动,越滚越大,最终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。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,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,其中的黄帝、炎帝、蚩尤、颛顼等部落逐渐强大起来,华夏族的产生就始于这些部落间的战争、交往和融合。据《史记?五帝本纪》等记载,黄帝原居轩辕之丘,后迁居涿鹿,他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,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,战胜炎帝后,徙都于轩辕之丘、彭城、曲阜等地。后炎、黄两部融合,形成华夏族。东夷颛顼族西移与华夏族融合,建都于帝丘。在尧舜时代,尧都平阳,舜先后以蒲坂、平阳、潘、涿鹿为都,禹都安邑,后徙都阳城、阳翟。远古时期都城变迁反映了中原先民各部落在向外发展中相互冲突、相互融合的过程。夏、商两代,都城变动不居。夏先后都有阳城、阳翟、斟寻、原、老丘、西河、洛内等地。商朝更是“不常厥邑”,立国前迁都八次,灭夏后又迁都五次。“商人屡迁,前八后五”,先后有蕃、商、砥石、西亳、傲、相、邢、殷、朝歌等地做过商朝的都城[2]。都城变迁是民族迁徙的确证,反映了部族征服的需要和民族融合的趋势。民族迁徙带来都城转移,都城的转移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,因为只有这种强势部落的不断流动,才能把她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远播四方,才能吸纳、同化、融合众多的部落或方国,最终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——汉民族。同时,都城又是民族关系的纽带与民族融合的熔炉,它为各民族展现自己的活力提供了舞台,又迫使一切民族不得不接受现成的经济方式和文化成果。它把无序的民族碰撞整合为有序的民族交流。值得注意的是夏商两代的都城位置不超出中原地区,说明这里是华夏民族融合的腹地,华夏民族正是立足于此,以其强大的融合力和先进的经济文化,逐渐向四周发展的。杨东晨认为,周人起于泾水上游,兴盛于渭水流域,利用两河流域的肥沃土壤和丰富资源,逐渐向黄河下游发展势力,进而取商而代之。周先后以邰、、岐、程、丰、镐为都,至周平王时东迁洛邑,是为东周。周朝的70多个封国,遍布黄河、辽河、长江、珠江流域,这些封国的国都到后来也发展为相当规模的都城。如赵都邯郸、燕都蓟城、鲁都曲阜、越都会稽等。春秋战国时期,天下纷争,各国都城迁往徙来,蓬勃发展。都城的多元扩散,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提供了众多支点。正如孙乃民所言,经过长期的战争兼并和文化经济交往,中原四周的东夷、西戎,南蛮、北狄与华夏族融合,形成“五方之民共构天下”的局面,在此基础上汉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。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真正建立。秦并六国,在六国都城的基础上建造起气势恢宏的统一帝国的都城——咸阳;继秦而起的汉王朝先后以长安、洛阳为都,使统一国家的都城稳定在关中、关东的东西轴线上,这表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。 由华夏族融合周边民族而成的汉民族共同体在秦、汉时期基本形成。

少数民族移徙与迁都

一般说来,在统一时代,民族关系相对稳定,民族融合的成果得以巩固并稳步发展,都城定于一尊。虽然也有民族碰撞,但多是局部战争。一旦王朝分裂,民族关系就会急剧变动,民族迁徙异常活跃,都城蓬勃发展,多元并存,迁移频繁,民族融合进入高涨时期。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时期。三国鼎立拉开了民族大融合的序幕,到了西晋末年,北狄、西戎后裔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入居中原,由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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