戚本禹五七指示

戚本禹:亲耳聆听毛泽东讲“五七指示” 最新文章人民网 [微博] 戚本禹2014-05-25

[摘要]“五七指示”在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。

1966年5月12下午,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,通知说,主席有重要的事情要召见我和陈伯达、杨成武;并要我通知陈伯达,要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。

我是5月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。我那次去上海,原本是为《红旗》杂志编发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组稿的。完成组稿后,张春桥传达中央通知,叫我继续留在上海,参加由康生、陈伯达、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吴冷西、王力和尹达、张春桥、关锋、我等人一起组成的“五一六通知”文件起草班子。就是在这一文件起草的过程中,中央决定成立新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机构“中央文化革命小组”,我亦被内定为成员之一。接着,江青又通知我,要我回北京后,不再去《红旗》杂志了,而直接回中南海,说“关于你的工作,中央有新的安排”。所以,过了五一节,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,中央办公厅就在原来刘少奇住的甲字楼里给我安排了办公室。同时,在钓鱼台也为我安排了办公室。此时中央正在举行讨论“五一六通知”的政治局扩大会议,我也列席了这个会议。会议是刘少奇、邓小平主持的。

接到徐业夫电话后,我就通知了陈伯达,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。杨成武说,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,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,让我和陈伯达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。5月13日凌晨3时,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。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,与杨成武会合。我们刚登上飞机,飞机就起飞了。那是一架中型专机,飞起来很稳,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。上了飞机,我心里就在嘀咕,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,究竟是为了什么事?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,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,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?

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,我们抵达上海虹桥机场。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,在去宾馆的汽车上,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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